袁世凯肖像 dfic
1、民国时期的共和与帝制之争
民国初期的共和政治，表面上实行了民主共和，但处处还是散发出专制管理的思想。袁世凯身在政治顶峰，比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这些问题要多得多，体会也更加深刻。对于中国从帝制过渡到共和，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。
巨型群雕展现首义之城
帝制与共和，相对于专制与民主。这两者都是所有世界政治体制的核心，理论上都存在着自身的优劣，无实质性的优劣之分。选取政体，应该是按照当国国情，从专制与民主当中找个平衡点。诸种政体制度，譬如帝制，譬如共和，本身并无天然的、绝对的优劣之分，关键在于各国各族对制度的认同，是否适用才是正道。
民国时期，美国历史学家古德诺根据在北京一年半的经验得出结论：“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、个人权利，甚至纪律都没有，因此，专制应该继续下去，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、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、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。”古德诺的观点，实际上与梁启超提出、孙中山奉行的“开明专制”不谋而合，也就是说：中国人民需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建立一种公民意识、一种公共的责任心。
孙中山宋庆龄蜡像
中国，几千年来都是实行着帝制专制，也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。直到了鸦片战争，帝制的中国才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共和制度。而辛亥革命，就是废除帝制，实现共和。那么，在民国初期，民主政治的实行是像章太炎所说的一蟹不如一蟹，民主的政体是明文规定了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是作为全国的宪法。但是，袁世凯选举大总统的一幕，却表现出另外一回事。
1912年10月6日，宣武门大选会场被三四千“公民团”团团包围，另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，往来梭巡。在众议院会场，国民党、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，需投票3次，检点人数、发票、投票、唱票，每次约需4小时，至少要两三天才行。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的这支“公民团”，本色是流氓。他们代表“民意”警告每位议员：不选出袁大总统，不准出场。
袁氏旧居（又称袁世凯故居）
进步党议员籍忠寅、田应璜、张汉、廖宗北、彭邦栋等一干瘾君子烟瘾发作，涕泪满面，哈欠连天，然“公民”无情，决不通融。烟徒们抓耳挠腮，捶胸顿足，扯发撕衣，出足洋相。后来，他们在会场里乱窜，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，又是拱手，又是敬礼，苦苦哀求，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，赶快选出大总统，好早早散会。进步党本来送来两担面包点心，说是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用的，送进去了；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，送不进去，“公民”们破口大骂“饿死活该”，国民党议员惨遭挨饿。
第3次计票时，天已经黑了，议员们不得不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做出选择，袁终于得票过半。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。掌声稀稀拉拉——国民党议员不鼓掌；进步党中老者、病者、饥饿者、发烟瘾者，疲极无力，也不愿意鼓掌。会场外，“公民团”听说选举完毕，领了报酬一哄而散。这样的还算选举吗？选举的精神一扫无疑了，选举本身那时就是过场，就是一个仪式，总统早就内定了。
袁世凯说过，民主就没主，共和就是不和。排除个人想登基做皇帝的欲望，多多少少也是描写了民国初期，民主共和政治实行的真实情况。
1911年的辛亥革命，在费正清看来，“基本上是一场失败，不是一个创造。”延续了268年的清王朝、绵延了2132年的帝制（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）是灭亡了，但问题是：怎样埋葬它，用什么代替它？即谁和什么东西将取代天子和全国政府？袁世凯得到了大总统后，废除约法，得到总统无限连任，修改大总统终身制，权利可谓是达到了顶峰，总统与皇帝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。民国初期，就是一个假共和，真帝制的情况。
可事实上呢，民国却被一些官僚、政客、党人之流闹得乌烟瘴气，内忧外患不断，人民生活依旧苦不堪言。这一时期，正是近代中国社会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向民主代议制度，从“帝制”向“民治”发生转型的启蒙期，占全中国人口80%的下层民众的政治觉悟远没有我们后人想象的那么高。他们是管不得什么共和制、君主制这些虚的东西，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不能吃饱饭，过上好日子；对他们来说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。
而此时，帝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，但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还在，在许多人的心里，依然是有着帝制情结的。他们习惯了头顶上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，更何况如今，旧的已破，新的却还未及建立，“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，民国不如大清了。” 而且民国分摊权利的机构太多，议会、参议院、众议院，且国民党占议员的多数，几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过；任何事情都反对，又说不清原因，永远在扯皮。这种花样翻新的选举和分散权力，对于习惯了独断专行的中国首脑来说，近乎谋害。而分散权力有什么好处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。
而且，袁世凯当时在民国建国后三年内，他把国会当成工具，把国会议员玩弄于股掌之上，先得到了临时大总统，得到了大总统，又得到了终身大总统。终身大总统还不足，宪法规定，他大总统辞位的时候，或者他大总统遇到不测的时候，他还可以遗嘱新的大总统继位人。他可以钦定张三，也可以钦定他的儿子。离当皇帝差不多远了。于是说，民国初期的民主共和根本就是一个外壳，里面还是专制的思想，专制来统治这个国家。在中国，专制实行了几千年，早已根深蒂固，要去改变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民初那几年，中国真的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。真正制造舆论和接受舆论的人就那么一小层，老百姓不懂，他们也未必真懂，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也不懂。孙中山制定《临时约法》，并不是用来实行共和、约束自己，而是用来约束袁世凯的，这一点他自己承认，今天的学界也没有异议。总之，就中国当时的思想基础、制度基础，想要实行共和是非常困难的。
2、谁在鼓动袁世凯复辟帝制
当时的交通系，依仗着津浦路局，不断培植势力，其弊病也日益显现。一些人便伺机罗列其罪状，制造了轰动一时的“五路大参案”。袁世凯迫于舆论压力，遂将津浦路局等几个要处的局长罢免，交通次长叶恭绰也暂停职，粤系实力一时遭受重创。一些心有不甘的粤系人士，此时把目光瞄向了帝制一事，欲迎合袁之意图，拥袁称帝以居功，借以恢复粤系势力。他们利用粤系曾遍布各处的势力，勾结当时鼓吹帝制最强烈的机关“筹安会”，开始为复辟帝制积极奔走。梁士诒利用其全国税务督办的身份，遍施手段，为帝制活动筹款。他们还用巨款收买各方，策动成立各种请愿团，为袁称帝制造“民意”。有了这些人的奔命，袁的复辟决心日坚，在帝制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。
洞察到袁世凯有称帝之心，处在袁身边的人，也开始蠢蠢欲动了，他们各怀其不可告人之目的，积极鼓吹帝制，劝袁或助袁称帝。这其中，对帝制最为热衷的，当属袁世凯的大儿子——袁克定了。
袁克定身为长子，自小跟在袁世凯身边，对旧官场上的事耳濡目染，袁世凯也经常让他代表自己外出办事，这在无形中也助长了袁克定在政治上的野心。袁克定深知其父有称帝之心，如果父亲做了皇帝，那他自然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了。若干年后，他也许就可以嗣位君临天下了。于是，他早早地就私铸了颗“大皇子印”，对于善于拍马屁的人给他写信称其为“大皇子殿下”，他也居之不辞，其野心可见一斑。
他平时还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向其父进言，劝其称帝。比如他经常有意无意地在袁世凯耳边说“大丈夫做事要乾纲独断，不能仰人鼻息，任人掣肘”之类的话，其用心显而易见。更有甚者，为了制造出日本也支持帝制的假象，他竟然联合一些人，弄了个假版的《顺天时报》来蒙蔽袁世凯。袁世凯发现后，大骂其“欺父误国”。
袁世凯推行帝制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袁世凯一向比较羡慕当时称霸全欧的德国，尤其倾心于德皇威廉二世的强权政策和俾斯麦的铁血主义，常说中国欲富强就要学习德国。而此时的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争取袁政府倾向于同盟国集团，不仅多次表示支持帝制，而且还答应“财政器械给予大力援助”。在1913年袁克定坠马足伤赴德治疗期间，德皇威廉二世也曾与其密谈，“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”。袁世凯得此报告自然非常兴奋，遂认为称帝在国际上也有了政治靠山。
袁家诚（袁世凯孙，十子袁克坚之子）在与家人聚会时也问：“我就是想不通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当皇帝呢？”
这里还要再次提一下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了。袁克定身残，但一直野心勃勃，在促其父称帝一事上也颇费心思。可能是遗传原因，袁家族上下几辈人都无人活过60岁，袁克定便针对此做起了文章，不断向袁世凯明言或暗示，说这一不祥的家庭命运，只有做了皇帝才能冲破。我们今天看来，这自然是迷信，但对当时的袁世凯来说，这却是一句很有杀伤力的“诫言”。
试想，谁不愿自己寿命能长一点，况且，条件还是做皇帝；做了皇帝，家族的这一衰运会扭转，自己又可享受天子的荣华富贵，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但皇帝不是谁都能做的，换做我们，只能是幻想罢了。可换做袁世凯就不一样了，他可是有这个条件的去争取称帝。
当时的北京城内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，后来袁的心腹冯国璋也向人讲过，说有一天袁世凯午睡方醒，家童照例去给总统献茶，但进门时却看见一只大癞蛤蟆躺在床上，惊吓中玉茶杯失手落地。袁见自己最心爱的玉杯摔碎了，顿时大怒。此时家童灵机一动，说他因为看到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而是一条五爪大金龙，这才惊吓失手的。袁顿时转怒为喜，还从抽屉里拿出一百元钞票赏给家童。这个故事听起来荒唐，但也不似完全瞎编。
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些迷信鬼话之类的，在关键时刻，它们能击中人心中最弱之处，给人以能接受的莫大安慰。试想袁世凯在帝制受阻，举棋不定之时，也可能正是这样的迷信和说法使其在一念之间做出了决定的。当然，一个小小流传的故事不足以说明袁内心渴望称帝，但是一个故事能流传出去，除了有袁克定有意传播之外，还能说明当时中国国民都认为袁世凯有称帝的欲望，否则，事与愿违的话，这个故事就不会流传下去了。
章太炎、汪凤瀛都点明过袁世凯的私心所在：“元首不及世”，“特一继承问题而已”。说白了，就是想把王位稳稳地传给儿子。刘成禺在《世载堂杂忆》中披露了一次袁世凯和老友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秘密谈话，呈现出袁的另一种心态。当时至少有三个人在场：莫里循、蔡廷斡和梁士诒（字燕孙）,里面摘取了些袁世凯当时谈话的内容：“近年来各省将军、巡按使，还有文武各官，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。到了今天，全国都赞成了，我只有顺从民意。我考虑帝制的事情，不过就在这几年，只是与我的子孙，甚有关系。中国历史，王子王孙，年深日久，到头来没有不弱之理，这也是可忧虑的。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，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；今天主张立宪君主，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。多数人民，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、唐、明、清的专制君主。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、美国的联邦制。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，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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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锡山在回忆录里细致分析过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5种人：一是长子袁克定太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；二是清廷的旧官僚，意在封公封候；三是满清的亲臣，意在促袁失败，好复辟；四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，意在陷袁于不义，使黎能够继任总统；五是日英俄三国，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，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，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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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上述阎锡山所说的，根本原因在于扭曲共和政体，而恰恰这样的政体大大降低了中国近代化的效率与速度。中国国内政见不一，很难办到实事，而这时候与其权利分摊，还不如中央集权的帝制，假共和，还不如真帝制。袁世凯的称帝，本质上是要削弱地方的权力，尤其是军权。因为地方实力的壮大，会直接威胁中央的权力，在国内营造出一种表面统一内力汹涌分裂的气氛，南方的革命不断地爆发，怎么能让袁安心搞建设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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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锷手中的军队，虽然兵力不多，但是军备全是武装着德国最先进的武器，北洋军阀段祺瑞，冯国璋，手下早已羽翼渐丰，成为割据地方的势力。日本的君主立宪，社会各阶层各安本份，一起向近代化迈进，而其成功是世界触目的。而袁世凯称帝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消除国内势力，集中国力进行现代化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一个朝代的建立，往往就是地方和功臣的削权，从而达到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力。远在云南，近在北洋军阀，袁手下一大批军人执政，地方的财政，军权，行政权全部集中在军阀手中。这些军阀们都是袁的眼中钉，尤其是北洋军阀的段祺瑞，冯国璋，还有副总统黎元洪，都一直对总统位置俯视眈眈。袁世凯即使是终身大总统，执政的日子还是可以不远的。除了为了后代着想，帝制的确立，彻底杜绝了军阀的野心，杜绝了寡头政治继承问题所带来的混乱。
军阀想袁当皇帝，因为他们为了陷袁于不义。袁世凯称帝失败了，所以成了闹剧。如果袁世凯称帝成功，即使是权力集中，但是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，现代化进程也不会拖延甚至倒退。
有一个比喻，说日本人是花岗岩，十分团结，但是用炮弹就可以摧毁。中国人像一堆沙子，可以用炮弹不可以摧毁，因为炮弹过后，这堆沙子还是堆沙子。袁氏当国这段时期，中国也是沙子，但是起码有个袁世凯这个盘子装着。袁世凯一死，盘子没有了，中国也就真的成为了一堆沙。
学者桑兵在《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》中指出：“如果不能了解同情于官僚政客之心，以是非为准绳而不以胜负为鹄的，很难把握此类人物言行的真实动机及目的，难免为其障眼法所蒙蔽。”
所以，袁世凯称帝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，为了以后袁家子孙后代，这些都毫无争议。袁称帝为私欲不假， 但是他确实有实力去治理当时中国 ，中国在他的统治下至少不会乱成那样, 只是私心大于救国之心，是他把自己毁了。